2014年中国国际硅业大会暨 光伏产业博览会在呼开幕

儒家的胜利不是仅仅由于当时某些人的运气或爱好。

可是，对于这一点，程朱学派可能这样回答：若不从格物做起，怎么能够先有所立呢，立什么呢？如果排除了格物，那么"先立乎其大者"只有一法，就是只靠顿悟。根据朱熹的系统，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，无论有没有心，理照样在那里。

"正事"(格物) 《大学》还讲了"八条目"，是自我的精神修养的八个步骤。再引用王守仁的一段话："人心是天渊，无所不赅。在亲民之中，除了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还有什么可做呢？如此，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，就是致良知。尔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，一时明白起来。他与朱熹是朋友，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分歧。

"明德"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的概念，给予《大学》以形上学的根据。根据朱熹的系统，那就只能说，因有孝之理，故有孝亲之心。甲骨文今字为，象征木铎，即古时一种木舌铜铃，王者或令官用来发号施令[13]574。

孔子将配天的形而上原则贯彻为历史原则，于是，历史与思想为一，所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[11]1，进而，历史性成为思想的核心问题，而历史作为对生长方式之存在论反思就成为一方之圣经。章学诚认为，其实自周公创制典章制度之后，可作之事便所余无多，虽以孔子之才，也因有德无位，即无创制之权，且一心从周，故无可作，只好述而不作(13)而以述立教。既然存在(being)必须实现为变在(becoming)，或者说，存在即以变而在，就至少需要两种不同的存在以形成互动而生变化，因此，圣人采用最简单的模式将存在之互动标示为天地两端，也即阴阳两面，或乾坤二形。并且(2)一种共同默认的秩序被破坏了。

此种以变通而长久、以转化引导变化之法几乎见于所有行为中，治国、用兵、生产、持家、对人、待物、音律、诗词、笔墨，乃至围棋与武术，所有行为方式都同构地具有变而化之法。(13)章学诚谓非夫子推尊先王，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，夫子本无可作也。

事不是实体，而是实体之间的动态关系。对此，韩林德有一个洞见：中国对万物万事都作美学化理解，而这种美学理解是时间性的，也就是音乐性的，可称为音乐宇宙化或宇宙音乐化⑧，即古人所谓乐者天地之和或大乐与天地同和[2]《礼记•乐记》。注释： ①《周易•系辞下》：天地之大德曰生。既然西方思想焦点在物，因此必格物以求理，考察万物各有之性(physis，物理)的器物知识属于物理学，即科学之古名，而哲学是元物理学，解释万物存在之不变通理。

商代中原已有麦子，但那时麦子仍然不是最主要的农作物，也不是最古老的农作物。作使存在(being)成为变在(becoming)。时间分叉的未来总在唯一的此时行事中收敛为唯一性的事实，可是流逝的事实又在各执一词的叙事中分裂为复数的历史(histories)而复归时间分叉状态，就是说，除了唯一的此时，我们身前是分叉的未来，身后是分叉的历史。如众所见，历史上各代不同法，地不同俗，历来移风易俗，古今变化更新，而今尽弃西周近悦远来之礼乐，不见先秦舍生忘死之风度，难觅唐宋豪迈诚挚之才情，文教文章几乎无一可取，可谓大悲，唯余顽强之变通古法，仍然蕴含无限革新余地，可见中国存在之本实为方法，而身为变通方法之中国乃不变之中国。

如前所述，自然之天经地义是一切可能生活的前提条件，因此，天地无争议，唯有居于天地之间的人之所为才生出需要反思的问题。农耕之事，生长唯大，在指望谷物生长而得以生存的人们眼里，存在就在于生长，或者说，生长即存在。

既然人对土地的依赖性使土地具有精神性，土地便不再是漫游途经之地，而是大地母亲，坤，地也，故称乎母[1]《周易•说卦》，坤厚载物[1]《周易•坤•彖》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耕始自万年之前，这意味着，在远古无考之时，中国初民就非常可能已形成了围绕农耕生活的思维模式。

不过此事也可另有解释。对本原的反思并不是对世界或万物的起源想象，而是追问万物之所以存在之理由，主要是两个问题：什么是存在?存在者为什么是其所是?其中有个对西方思想有着关键暗示的语言因素，在西方语言里，存在与是乃一个问题之两面：某物既在，而且是此物而非他物。中国初民选择了以变而在的方法论，就预示了中国之命运：在主动变化的得失与被动改变的磨难中不断生长。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是第二个层次(张文江《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88页)。中西两种形而上学皆为深度思想，而其问题各异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思想的最终目标不是事物的真理，而是生长的艺术。

人道问题首先是生生，而生生的第一步便是生长，这正是中国思想线索的始发点。天下封建制度实为周朝创制，周朝之前只是万国盟约体系(18))。

农耕之事，生长唯大，在指望谷物生长而得以生存的人们眼里，存在就在于生长，或者说，生长即存在。既然人对土地的依赖性使土地具有精神性，土地便不再是漫游途经之地，而是大地母亲，坤，地也，故称乎母[1]《周易•说卦》，坤厚载物[1]《周易•坤•彖》。

韩林德认为，天地万物的分布和运行有其节奏，因此天道本身就是大乐。既然土地是存在之本地，守土就是守本，本土就是一个精神概念，守土就是神圣责任。

拉丁文的cogito或facio虽然在语法上包含我，但却是隐含的，正如古汉语的思或行也隐含着行为主语。因此，对于物的世界就只有知识论，而事所定义的世界才蕴含着能够谈论的存在论问题，因为事所产生的存在论问题同时是一个创世论的问题，即对可能生活的创作[6]219。参见切斯特顿《异教徒》，生活•读书•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，第26页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古人之作(making)乃后人之所是(being)。

墨子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，以见知隐[14]《墨子•非攻中》。然而，存在的变化本身无所谓未来性，只有无尽的时间，变化之可能性只在古—今的语境中才生成未来性，即与古今形成意义相关的可能性才是未来性，或者说，只有构成命运的可能性才是未来性。

既然西方思想焦点在物，因此必格物以求理，考察万物各有之性(physis，物理)的器物知识属于物理学，即科学之古名，而哲学是元物理学，解释万物存在之不变通理。据《吕氏春秋》卷6《音律》，十二律乃是以十二个月之风而定，《淮南子》卷3《天文训》也有相类之见。

生长之事敞开了存在的时间问题，事关生长的时间并非匀速流逝的抽象矢量，而是起伏快慢的有形变化、失而不再的时机与得失未定之未来。任何精神世界都设有不予质疑的信念(宗教或形而上学)。

马如森《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》，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57页。立法者莫过于周公，而立教者莫过于孔子，因此，隋唐以前，学校并祀周、孔，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为先师[11]36-37。(11)韩林德《境生象外》，生活•读书•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，第107-108页。知识或真理的格式就是什么是什么。

于是，中国形成了经史为一的精神世界：以史为经，史不绝则经可续。换句话说，道法自然，因此天道是不可选择的标准，如何在天道的限定条件下形成人道，此乃人之所思所虑。

显然，并非任何秩序都不得改变(否则汤武革命的合法性就无法解释了)，而是说，改变秩序也必须符合天道(16)。古人的创制发明不仅在物质上化为惠及后人的生存条件，而且在精神上化为今人之思想方式。

四处奔走的人没有耐心成为任何事情的一部分，他的世界比农民还要小，因为他总是呼吸某地的空气，而廷布图(非洲马里古城)的人却视廷布图为宇宙，他们呼吸的不是某地的空气，而是世界之风。农耕将生活系于土地而使自然之地成为生长之本地，即乡土，而乡土反过来成为了存在的精神基地——费孝通把中国精神定位为乡土中国可谓传神⑨。